【观点】八十年代“长安画派”的代表画家方济众

2017-07-21 11:44:06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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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玄

　　六十年代初，以石鲁、赵望云为首的一批西安画家，在中国画创新的道路上闯出了一条新路子。他们努力表现大西北的乡土人情、山川风貌，画风粗犷豪放，别出新意，这种尝试与努力震动了当时的中国画坛，被人们誉为“长安画派”。二十多年之后，“长安画派”不但经受住了历史对它的严峻考验，而且在时代的变迁中产生着更为广泛的影响。今天，当人们回顾这一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就会清楚地看出，这种发展带着极其鲜明的个人色彩。如果说，六十年代初，“长安画派”是以赵望云、石鲁为首揭竿而起的话，那么，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后期，这个画坛上的“盟主”则是方济众。其实，更准确地说，方济众不但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继承与发展这个画派的一位重要画家。

方济众先生

　　早在六十年代，方济众便与石鲁、赵望云等人一起，共同探索中国画创新的道路，他的创作在当时就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方济众先生又孜孜不倦地在画苑中辛勤耕耘，探索着中国画创作的艺术道路，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后期的作品，创造性地发展了“长安画派”，其卓越成就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画坛上的重要地位，是当代中国画坛上的一位杰出画家。

　　方济众先生（1923-1987），陕西勉县人，幼年时期生长在风景秀丽的汉江之畔，雄伟的秦岭巴山和秀丽的嘉陵江水陶冶了他的心灵，他自幼便喜欢画画。青年时代，曾从著名国画家赵望云先生入室学画。之后，便走上了专门从事绘画创作的道路。在艺术上，他敢于大胆探索，突破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窠臼，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方济众先生

　　方济众先生的艺术是在夹缝之中走出来的。众周所知，石鲁和赵望云，是当代中国画坛上的二位巨匠，无论是传统还是创新，他们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而方济众先生生活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环境中，这种强大的影响力是很难抗拒的，更不必说，作为赵望云先生的学生，在技法和画风上，难免受到老师的种种影响。对于在艺术上努力追求个性，追求自己风格的画家来说，这是令人十分痛苦的事情。但是，方济众先生一方面坚持了“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思想，另一方面，曾多次坚决地表示要与同时代人的这种影响彻底决裂。他曾在自己的画册扉页上题写了“我有我法”四字，表示自己决不从属他人的坚定信心，并在日记中多次谈到要走自己的路，他这样写道：“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尽可能地做到：必须学古人，但绝不能雷同于古人；也要学洋人，但绝不能雷同于洋人；更要学今人，但也绝不能雷同于今人。同时还应努力做到：自己的作品，更不要雷同于自己的作品，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奋斗目标，能不能做到，这也许是摆在我面前永远也没尽头的荒原。”这些话使我们想到毕加索的“破坏即是艺术”。的确，艺术家永远也不满足于现实的、已经创造出来的东西，当然就更不会沿着别人的路走了。但方济众先生又决不孤傲地排斥他人的长处，而是虚心向别人学习，从各方面吸收营养，使自身强大起来。因此，他不但向古人学习，也向当代一切有成就的画家学习。不但学石涛、八大，还学黄宾虹、钱瘦铁等人，甚至虚心向一些成就不如自己的人学习。画家晚年还曾对笔者非常中肯地多次谈到善于学习的重要性：“凡遇到别人的长处，都应学来，变为自己的东西。有些人看不起别人，放不下自己的架子，拒绝向人家学习，结果反而害了自己，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什么进步。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向别人请教来的，日积月累，变为自己的东西，就不得了。”方济众先生正是这样变众人之法为我法，借以攻他人之法，这就不但保持了深厚的传统功力，在表现方法上却又十分丰富，手法多变，形成自己独特的面貌。

清江待渡图

山村小景

山村小学

松禽图

　　方济众先生相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他认为：“艺术的生命在于艺术家从生活中发现任何人还没有发现的新的美和新的表现手段……应当在美的海洋里去探寻你自己所需的珍珠。”他坚决反对那种玩弄笔墨的游戏之作。为了不断开阔自己的生活视野，几十年间，他走遍了祖国的大河山川。无论是江南水乡，还是塞外翰漠，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留下的数千册速写本里，珍藏着他寻找到的无数“珍珠”。深厚的生活基础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功底，他不满足于传统山水画的手法，因其在表现生活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他说：“有山有水是山水画，有山无水、有水无山、山水皆无都可称之为山水画。沧海扬帆、林间鸟语、大漠落日、长天飞鸿、小窗晨课、蕉阴细雨、帆林夕照等等，难道不可成为我们选择的角度吗？”这就使他的绘画十分接近生活，不受传统框框的限制，可以努力去表现生活中的美。济众先生的画，无论是丛林小鹿、石崖山羊，或是秦岭巴山、黄土高原，都是深厚的传统功力与创造性表现生活的结果，他的画风淳朴、自然，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清香溢室

同好者览

万古残阳躁暮鸭

　　构成方济众先生艺术上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是他的绘画中总是充满诗意，他传统文化修养功底很深。他不但作画，而且写诗，一生不断地写诗赋词，在此，不妨举出二首，从中可以窥到他诗词创作之一斑。

　　其一：“雨过新晴，稻垂柳岸，草碧山村，看小溪红浪，叫啸东去，半天苍岚，万壑飞虹。”（陕南秋日即兴）

　　寥寥数语，一派陕南风貌跃然纸上，真可谓诗中有画，自然天成。

　　其二：“万里长城万里沙，黄沙莽莽自天涯。无名白骨遗荒草，大将铁笔镇石峡。狼烟寂寥残垣在，春闺梦断知谁家。千载恩仇成旧事，红柳滩上好荷花。”

　　雄伟悲壮，颇有苍凉之感，显出画家开阔的胸怀和气度。方济众先生不但作诗，而且把诗与画溶为一体进行创作。他说：“诗不仅写情，也要善于写景，画不仅写景，也要善于写情。”就诗画的同异来说，他强调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不但以诗写景、写情，更以画写景、写情，在他的创作中，有很多作品是尺余之内的小画。这些小画或写田园小景，或写山川河流总是情趣盎然，寄托情思，他经常在画山羊时用自己的一句诗题画，“百丈悬崖一身轻”，可见画家心胸之壑达；或者题曰“登高山复有高山”抒发对人生与艺术的独到见解。这种绘画与诗歌紧密结合的方法，不但构成了方济众先生艺术上的鲜明特色，也正是他在“长安画派”中独树一帜的显著标志。

花溪春雨

洪荒大地

林间

山水小品

　　济众先生不但能诗善画，而且还是一位造诣很高的书法家。他的书法，笔力奇绝，清俊高古，自成一家，是“长安画派”中的佼佼者，他对书法下过相当深的研究功夫，“****”时期回到陕南之后，曾认真研究过陕南的一些摩崖石刻。他还曾从友人处借得于右任先生拓本数册，全部双钩装订成册（当时，于右任的书法还列为禁书），经常摩习。当他晚年与笔者谈起此事，还将其物视为珍宝，津津乐道，其认真的精神，令人钦佩至极！济众先生对书法亦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的书法在结构上，一个字一个构图，布局安排，疏密关系在纸上形成非常美妙的形式感，国画大可借鉴之”。也许正是这种见解，使得他在书法创作时，从不象狂草那样注重字与字之间的筋脉萦带，而是注重于每一字之内的结构变化和运笔的节奏感．因此，他的字十分耐人寻味。济众先生不但写字，而且把书法与绘画之间的关系看得尤其重要，他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见解：“书法家不一定画画，而国画家必须写字（能书），要能放能收。一味放的结果就是野，而书法则处处有放有收，讲究中锋的变化，处处意在笔先，笔法森严。刷、描、涂、抹都不行，就是要强调一个‘写’字，‘写’是有音乐感的，是一种运动状态下旋律感的表现”。这段话，实际上是道出了中国书画之所以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要害之所在。现在国画界存在不少所谓“新派”之作，其要命处，就在于没有这个“写”字，而缺乏此道，中国画就很难去掉刷、描、涂、抹，因而也很难蕴含很高的审美价值。正如济众先生所说：“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手艺，绝不是技巧，更不是艺术。”

学艺偶感

鲁迅诗

鲁迅诗句

方济众先生

　　济众先生认为：“中国画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它是诗、书、画、印四者互相补充而形成的一种完美、独特的中国式艺术。”正是这种艺术思想支配着他的创作实践，他在诗、书、画三方面的艺术成就，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画中有书、画中有诗、画中有情，这三者在济众先生的艺术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他的画，从本质上讲，是吸收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创作思想和方法，在诗书画中都着重强调“情、意”二字。而这种“情意”又是有着时代感的丰富内容的，与生活有着紧密联系的，他所抒之情，都是从生活中有感而发的。正如画家所说“绘画的创作源泉是生活，绘画的创作动力是作者的思想所焕发的真情实感，绘画的技巧是作者全部修养通过笔墨运用，掌握工具器材性能、表达形象的熟练程度，在这里，有没有认真的艺术实践是一个关键。”这段话充分表达出方济众先生对认识生活与艺术、思想与情感等辩证关系上的深刻之处。方济众先生可称为是一位杰出的现代新文人画家，中国传统优秀的创作方法在他的实践中得到了发展。从这一点来认识方济众先生的艺术成就，就可以看出他在“长安画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长安画派”后期的发展和艺术特点。

长空雁过

山丹丹花开

沙上自为群

钟馗上访

海之角

金瓜

　　方济众先生画如其人，人品与画品俱佳，他常说：“品德不高，画风不高，画如其人……是至理”。他在美术事业上辛勤耕耘一生，晚年，虽然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获得了不少的荣誉，但仍是温厚待人，作风朴实，诲人不倦，向青年画家传授自己的宝贵经验。在艺术上从不满足于自己的成就，他曾这样说：“我不敢发誓说，我一定要超过前人，因为真正的艺术大师是很难超过的。绝不能用苏辛去替代李杜，也不能用徐悲虹去替代齐白石，如果一个艺术家能懂得什么是精华与糟粕，从而溶化吸收，创造出别人无法替代自己的艺术作品来，那他便是艺术大师，令人敬佩。”今天，我们回顾方济众先生在艺术上所走过的道路，不能不令人敬佩地承认：方济众先生无愧于一位真正大师的称号，他对“长安画派”乃至当代中国绘画事业所做的贡献，也不是任何其他的什么大师能够替代的。